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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阴村遗址第一次发掘区及其地貌环境。来源：中国文物报微信公众号

西阴村遗址第二次发掘现场。来源：中国文物报微信公众号

西阴村遗址石碑。本报记者 赵晓霞摄

日前，以“考古学的历史与未来”为主题的第五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山西省运城市举行。图为与会专家学者来到西阴村遗址发掘现场进行调研。新华社记者 李 贺摄

10月，位于山西夏县的西阴村，往西北走，越过那些收过庄稼的田地，一块1996年立就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阴村遗址”石碑静静矗立，印刻着这片土地的文明印记。

100年前的10月15日，清华国学研究院人类学专任讲师李济踏入距石碑不远处的灰土岭。那一天，第一次由中国学者主持的田野考古发掘就此开启。站在西阴村遗址发掘百年之际回望来路，这次考古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西阴村遗址的故事开始了

时间回到1926年2月5日，李济与“曾经和安特生一道在甘肃考察了两年”的地质学家袁复礼结伴，由北京启程，前往山西。根据李济在《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考古调查》的记载，当时“为的是到山西南部沿着汾河流域去作一番考察，以确定有无进行考古发掘的可能性”。

他们先到太原，然后南下。3月22日到达夏县。24日，发现了西阴村遗址。根据李济的记载，“在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四日那一天，当着我们第一次往山西南部考古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这个遗址……这遗址俗名叫着灰土岭；大部分现在都化为耕地”。

西阴村遗址的发现，对李济和袁复礼来说，是“意想不到的事”。根据李济的回忆，他们穿过西阴村后，“突然间一大块到处都是史前陶片的场所出现在眼前。第一个看到它的是袁先生。这个遗址占了好几亩地，比我们在交头河发现的遗址要大得多，陶片也略有不同。”

关于发掘西阴村遗址的动机，在《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中，李济这样写道：“近几年来，瑞典人安特生考古的工作已经证明中国北部无疑的经过了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因为这种发现，我们对于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兴趣就增加了许多……我们若要得一个关于这文化明了的观念，还须多数的细密的研究。这文化的来源以及它与历史期间中国文化的关系是我们所最要知道的……所以若是要得关于这两点肯定的答案，我们只有把中国境内史前的遗址完全考察一次。不作这种功夫，这问题是解决不了的……这个小小的怀抱就是我们挖掘那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动机。”

发掘工作由当年的10月15日持续到12月。关于遗存，李济这样记录，“破碎的陶片居我们所寻的物件大半；这陶片差不多把灰土岭塞满了。挖出来的有好几万，都是极碎的；整个的陶器，一个也没有”。但“最有趣的一个发现”是“一个半割的，丝似的，半个茧壳。用显微镜考察，这茧壳已经腐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那割的部分是极平直……这个发现替我们辟了一条关于在中国北部史前研究的新途径”。

后经科学考证，这半个蚕茧是西阴村养蚕制丝的历史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实物证据，为研究丝绸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从灰土岭上第一铲土，到出土陶片等，西阴村遗址的故事，就这样开了头。

中国考古学发展缩影

在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范文谦看来，100年前的西阴村遗址发掘是中国现代科学考古的重要起点，它用实物证明晋南是仰韶文化的重要分布区，有力回击了“仰韶文化西来说”的观点。

“而且，按‘方’发掘、三点记载法和层叠法等新方法的使用开启了‘地层学、类型学’在中国史前考古的实践；同时，发掘留下的标本、老照片、测绘资料和第一部史前考古报告，确立了晋南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更留下了自主探索的学术精神。”范文谦说。

关于西阴村遗址发掘方法的历史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室副主任彭小军在第五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梳理相关研究表示，“学者们普遍认可1926年西阴村遗址发掘是相当科学的，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发掘的较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