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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7月31日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从设立“国家情报局”，到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从防卫预算规模再创战后新高，到推进二次修订“安保三文件”；从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彻底放开杀伤性武器成品出口限制，到把航空自卫队正式升格为航空宇宙自卫队……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

搭建起中央集权化、垂直多层次的情报机构制度

日本彻底拆除战后情报监管“安全阀”，构建起首相直管的集权式情报中枢，为其突破“专守防卫”约束、拓展对外战略空间提供了重要支撑

日本政府设立新的国家情报机构的节奏不断提速加码。今年3月3日，高市内阁向日本国会提交《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5月，日本国会通过法案。7月24日，内阁会议决定由原和也出任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7月31日，“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在东京首相官邸召开，“国家情报局”同日挂牌。

依据《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日本新的情报体系包含两层架构：“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防卫大臣、外务大臣等11名核心阁僚，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是“国家情报会议”的事务局，由原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而来，初期人员规模约730人，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

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并推进争议极大的《间谍防止法》立法。

“日本政府彻底扭转了战后情报力量分散、相互制衡的局面，搭建起中央集权化、垂直多层次的情报机构制度，掌握最高情报决策权。”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卢昊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相较于旧体制，国家情报局权限不再局限于辅助政府内阁调研，而是具备现实性乃至“实战化”的情报指挥与执行能力，可直接对接自卫队海外部署，指挥涉外谍报。这标志着日本彻底拆除战后情报监管“安全阀”，构建起首相直管的集权式情报中枢，为其突破“专守防卫”约束、拓展对外战略空间提供了重要支撑。

日本国家情报局被广泛称为“现代版特高课”。“特高课”曾是日本军国主义用来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对外服务于侵略扩张的特务机构。

“二者虽因时代背景不同存在形式上的差异，但在集权逻辑、管控模式、扩张属性上具有一致性，本质是日本军国主义情报体系的现代复活。”卢昊分析，一是顶层集权属性一致，两者都致力于整合全政府情报资源，撤除分权监督机制，形成单一权威情报中枢；二是内外“双控”职能相似，两者都兼具对内安全管控与对外情报扩张职能；三是服务扩张的核心目的一致，二者均为日本对外战略扩张、军事化突破提供情报支撑，是军事扩张的前置性工具。

旨在服务日本战略转型与“再军事化”布局

在日本持续加速“再军事化”背景下，国家情报局的成立绝非单纯的行政机构改革，而是其突破战后体制、重塑军事权力、谋求大国地位的重要抓手

二战后，美国占领日本，为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把日本的情报体系拆分为内阁情报调查室、防卫省、外务省、公安调查厅、警察厅5部分。5个机构各自为战，壁垒森严、极少共享。这套“散装”设计的初衷，就是不让任何一个机构一家独大。

过去七十多年里，日本保守派政治势力一直惦记着把这盘散沙捏成一个拳头。前首相安倍晋三2012年再度执政后，先后出台《特定秘密保护法》、“共谋罪”法，试图建立中央情报机构，但由于舆论反对和政治敏感性，最终只设立了几个小规模的反恐情报收集单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第四天，就责成内阁官房牵头研讨创设国家情报会议、国家情报局。

鼓吹所谓“周边安全风险”、利用日本右翼民粹高涨势头、抓住国际安全形势动荡“窗口期”，日本政府为成立国家情报局煞费苦心。卢昊说，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持续主导政坛，修宪扩军、摆脱“战后体制”束缚成为“政治共识”。同时，日本政府借全球安全局势动荡、地区冲突频发之际，大肆炒作“安全危机”，主张实力主义、自助安全理念，弱化国内和平力量反对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