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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炳林，1956年7月生，陕西黄陵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兰州大学萃英学者一级教授、敦煌学研究所所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主要从事敦煌学、西北史地等研究，发表论文330余篇，主持完成各类科研项目30余项，其中《敦煌通史》获第十届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

7月1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名单发布。兰州大学萃英学者一级教授、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从2007年开始，他带着团队潜心开展敦煌通史研究，2023年出版了330余万字、七卷本《敦煌通史》。

“乌孙马、大宛马、蒙古马和河曲马有何区别？这几种马通过敦煌的关隘、穿越丝绸之路，能反映出当时不同地域畜牧业怎样的情况？”拿出简牍释文，解读相关信息……在兰州大学衡山堂，郑炳林教授正为研究生讲课。

关于敦煌的历史，大到政治经济制度，小到居民生活习俗，70岁的郑炳林带着学生们在历史长河中漫游，一上午，从西汉到近代，师生们深入研讨。

“从西汉贯通下来，研究敦煌的历史实属不易。”郑炳林说。

头雁领飞，写下厚厚一卷

玉门关、阳关，两个关隘声名显赫，它们都在甘肃省敦煌市，大致处于同一区域且相距不远。

汉代为何如此设置，是否多此一举？荒漠戈壁中，每个关隘的人力物力运转成本极高，当时的人们不觉得浪费吗？

曾经，有不少对西北历史感兴趣的爱好者提出过类似疑问。在《敦煌通史·两汉卷》里，郑炳林专门用《西汉敦煌郡玉门关与阳关的设置》一节考证了两关设置的时间和功能。敦煌设郡之始，就是重要的交通枢纽，是多元文明的融汇之地，在关于这片土地的历史研究中，类似于玉门关、阳关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

因此，想要更加全面、系统挖掘敦煌历史，必须把有关敦煌的历史研究贯通起来，写一部敦煌通史也就成了必然。

2007年，作为评委之一，郑炳林在北京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评审。评审间隙，学术界同仁交流近期研究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林甘泉对郑炳林说：“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是敦煌学的研究重镇，能不能带头编撰一部《敦煌通史》？”

从1981年留校参与敦煌学研究室筹建算起，到2007年，郑炳林已经躬耕敦煌学研究20多年，但多聚焦于晚唐五代宋初的敦煌历史，虽然成果颇丰，但敦煌历史的研究还没有贯通起来。

反复思考后，郑炳林下定决心：“一定要编撰一部《敦煌通史》，努力让敦煌学研究的话语权掌握在中国学者手中！”

编撰《敦煌通史》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郑炳林团队成员都是他自己一点点培养起来的博士研究生或博士后。“把最精华的力量用到最有挑战性的事情上，我们知道有困难，但很有信心。”回忆起近20年前的事情，郑炳林感慨地说。

编撰过程中，《敦煌通史·两汉卷》体量最大，正文超过50万字，郑炳林主动揽下重担，带着博士研究生司豪强开始执笔。

“这一枚枚敦煌汉简，是研究的宝藏啊！”郑炳林拿出一份汉简释文说。原来，关于两汉时期的敦煌，在《汉书》《后汉书》等历史文献中着墨不多，只有寥寥几句。在筹备过程中，甘肃简牍博物馆设立，这是全国汉简藏量最大的专题博物馆。郑炳林团队和博物馆联系，拿到了大量敦煌汉简的释文，其中，悬泉置汉简等更是涉及西汉敦煌历史的方方面面。

从行政与军事文书、中外交流实录，到地理交通档案、衣食住行的社会日志、私人书信等。敦煌汉简体量庞大、内容丰富。“人口从哪里来？日子怎么过？文化如何交流？一枚汉简最多看了超过30遍，反复对比、研究，每次都有新发现。”郑炳林说。

立柱架梁，统筹七卷成书

“半年前出版的这本书，不久前又加印了一次。”拿起一本《敦煌简史》，敦煌学研究所副所长魏迎春与郑炳林讨论起近期计划。

65万字的《敦煌简史》由330万字的《敦煌通史》浓缩而成，截至目前已经加印两次。作为团队里的70后“大师姐”，魏迎春是中生代成员。在郑炳林的指导下，魏迎春和大家一起立柱架梁，在通史研究领域不断精进。

“编撰通史，不仅字数多，更要系统性地统筹协调。”魏迎春说。就拿分卷来说，一部通史要分多少卷并不取决于朝代、持续时间等，更要看不同时间段史料的研究价值。“历史研究应坚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这也是大家编撰《敦煌通史》的基本原则。”魏迎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