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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见假山坡下的一把长椅上，坐着一位青年女子，穿一身古铜色毛织的上衣和裙子，脚上是双绛色高跟皮鞋。她正在打开一个褐色的小手提包，望着里边的镜子，用手轻拢鬓边的短发。在我们快走近她时，她合上了小手提包，抬起头来转向我们，脸上泛起亲切的微笑……”

第一次看到这段历史回忆时，我很难想象这位对镜揽妆、青春爱美的女子，是耳熟能详的女英雄赵一曼，来自我四川老家的那位奇女子。更难以想象，这样一位清秀的川妹子，到底如何熬过了那些闻所未闻的酷刑？

赵一曼牺牲前留给幼子的那封著名遗书，既是泣血深沉的人间至爱，也是寄望来者的殷殷重托：“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里既有钢铁般的革命意志，更有作为母亲最深沉的舐犊之情。

阅读浩如烟海的红色家书，无数撼人心魄的细节，如穿越历史烟云的道道闪电击中我的心灵：他们怀“私爱”愈深沉，愈将“博爱”奉为圭臬；他们视“情义”如泰山，却以“割舍”成就大义；他们为革命献出生命，却因“现代”彰显价值。原来，真正的革命者不是只属于泛黄的历史，更属于当下和未来。红色家书既是一部中国革命的真实见证，也是一部人生百科的生动教材。

红军骁将陈毅安留给妻子李志强的54封“红色情书”，就像是一部现代爱情“教科书”。1923年夏，陈毅安与李志强订婚时，一个是湖南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的高材生，一个是有进步思想的农家女子。陈毅安在一封封家书中无微不至关心妻子的学业、身体、情绪，热烈地倾诉相思之苦：“我自离开你以后，我的灵魂不知飞到哪里去了……”在陈毅安的热忱鼓励下，李志强发奋读书，考上了长沙的女子师范学校。这对年轻人在革命洪流中比翼齐飞，携手共进。

更令人动容的是，陈毅安和妻子达成一个“生死约定”：如果有一天牺牲，会托人寄回一封“无字信”，以免她空等。1931年3月的一天，李志强真的收到了陈毅安一封没有只言片语的空白家书。原来，早在前一年的8月，陈毅安在红军攻打长沙的战役中已经牺牲。这封信正是他出征之前，嘱托战友代为寄出的最后一封家书。

一封“无字信”，道尽生离死别，只留永恒沉默。陈毅安用一个悲壮的结尾，践行了对爱人最后的承诺，用生命捍卫他心中追求的光。

红色家书中数量最多、最撼人心魄的，莫过于革命先烈留下的“绝命书”。阅读这些悲壮诀别的最后遗言，其间固然不乏荡气回肠的英雄气概，但更触动人心的，是他们一面缱绻不舍地再三回望，一面步履从容地踏上生命绝途。

刘伯坚烈士留给妻子王叔振的遗书，寥寥数语，百转千回；铁笔铜钩，一丝不苟。“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致以最后的革命的敬礼”，结尾这一句从容淡定，令人心弦颤动。

其实，刘伯坚完全有机会可以不死。

当时的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以及在国民党政府任职的邓宝珊，在大革命时期与刘伯坚一同工作过，都对他极为赏识。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后，他们虽然分道扬镳，但仍对刘伯坚夫妇“殷殷照顾”。然而正因如此，刘伯坚在给兄嫂的另一封信中，极力相劝“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邓宝珊兄来营救我”。他在信中留下铮铮誓言：“弟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

然而，就在同一封信中，刘伯坚对于流散四方的三个幼儿，牵挂萦怀，放心不下。

由于革命生涯辗转颠沛，他和王叔振所生的三个儿子只能寄养于别处，“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由于与四川老家已有八年未通音讯，“人口死亡殆尽”，刘伯坚只好十分内疚地托付兄嫂：“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诸兄嫂。”他希望兄嫂能够尽快将孩子找到，使他们接受教育，养成独立生活的能力。而对于孩子们的将来，他细致地告诫道：“诸儿受高小教育至十八岁后即入工厂作工”，没有自立生活的能力不要过早结婚，“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

写完给妻子的遗书次日，刘伯坚在江西大余英勇就义。令人心痛的是，这竟是一封永远无法送达的“绝命家书”。他并不知道，挚爱的妻子王叔振已先他而去。就在刘伯坚就义前几天，王叔振在闽西游击区受“左”倾错误影响，于肃反扩大化中被错杀，年仅29岁。新中国成立后，王叔振冤案得以昭雪，她与刘伯坚的三个孩子——刘虎生、刘豹生、刘熊生，也在历经磨难后被党组织找到抚养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