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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向世界发出深入推动文明交流、在包容互鉴中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呼吁。在探讨当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及其历史文明内涵时，百余年前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韦伯之问”经常被谈及。这一关注人类社会共荣发展的世界中国学核心议题，在深思21世纪人类文明走向的今天，仍然值得引起足够重视。 

何谓“韦伯之问”

所谓“韦伯之问”，是指韦伯在研究中提出的一个问题：为何传统中国、印度、伊斯兰世界等非西方文明未能领先并走上独立于西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从学理上说，韦伯将新教加尔文宗中的“禁欲”“苦行”等精神视为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扩张的原动力。他把中国未先于欧洲产生资本主义归因于东方文明——儒家思想的“入世”态度注重和谐与秩序，不鼓励追求利润最大化；道家中的“清静无为”和“小国寡民”等思想无法催生经济社会发展的奋斗动力。由此，他认为传统中国难以自发产生现代资本主义。

韦伯出生于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当时正是晚清中国遭受西方列强入侵、日渐衰微之时，在其学术思想背后是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历史叙事。韦伯的中国研究产生于近现代中西“大分流”的历史语境中，他以解释西方现代性发生、孕育于西方文化土壤的社会科学理论来解读中国的研究范式和认知基调，得到当时欧美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的诸多肯定性回应，因此在欧美近现代中国学中具有典型代表性。

“韦伯之问”作为探讨中华文明与现代性关系的中国学核心议题，自提出之始即受到国际学术界关注。因此，增进和深化对“韦伯之问”的认知，参与该世界中国学研究核心议题的“世界性百家争鸣”，有助于全球文明对话，推动人类文明互鉴。

借鉴与反思西方现代化制度的经验和教训

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韦伯阐述了在新教加尔文宗的深层文化动因下，西方先发现代性理性化的“铁笼”本质，即在工具理性主导下，西方社会实现了资本主义的惊人发展，同时也因科层制制约，而导致价值理性缺失以及人本身成为物化和工具化的存在。

以工具理性和科层制为基本特征的西方先发现代性，通过海外殖民导致自身内在困境的全球复制与衍生弊病，如人的异化、贫富差距、战乱冲突、环境污染、物质主义等人类社会失序、失衡发展的诸多问题。因此，借鉴与反思西方现代化制度的经验和教训，并将其纳入人类多元文明的思考，有助于超越西方先发现代性，构建基于人类各民族文明优势互补的新型人类现代性。

西欧近现代的发展史表明，中华文明制度与四大发明、阿拉伯国家的自然科学、希腊哲学等不同文明均对其社会转型起到助推作用。因此，包括非西方在内的全人类各文明智慧精华的优化整合，将对走出西方先发现代性困境，建立更健康的人类现代性提供不可或缺的思想识见。

从“韦伯之问”看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性

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精神和中国的研究，韦伯阐发了中国未能领先西方产生资本主义的儒道思想因素。百余年后当代中国的经济崛起举世瞩目，促使国际学界重新探索中华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内在关联，其中暗含着对中西文明比较、传统与现代的对立统一、中国学方法理论与中国认知模型等问题的不断省思。在对“韦伯之问”的接续探讨中，进一步彰显了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性。

第一，中西对于人类共同价值的殊异表达与内在统一。韦伯认为新教伦理是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因素，而儒道思想中则缺乏此类伦理动力。然而，汉籍经典中对“勤俭”“纪律”等精神的弘扬俯拾可见。比如，《易经》即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诸葛亮的《诫子书》中亦言：“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左传·桓公二年》有曰：“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可见，新教伦理中的一些精神因素，不独存在于西方，在某种程度上属于人类的共同价值。

第二，古典中华文明精粹对于西方现代性的超越。尽管西方现代化早于中国，但是中华文明中的相关思想仍然体现出不同于西方的另一种“现代性”。儒家学说中“修齐治平”等思想是现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传统文化动力，儒家思想中的同理心、诚信、仁爱、团结等文明特征推动形成“儒商文化”。而“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道家思想，为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传统文化价值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