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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大河，一部史诗。

一个民族，因它而生。

一个国家，为它而治。

治国先治水，水治天下安。所谓“天下大治”“长治久安”，其最初的寓意，就是江河安澜、水利发达，老百姓才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一

说到“安澜”，这是清代地方官员奏报黄河汛期没有决口的专业术语。“黄河安澜”这四个字，曾是呈给皇帝的最高荣耀。然而，历史上的“安澜”一戳就破，脆弱得像一层窗户纸。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中华文明史几乎就是与黄河水患的搏斗史？为什么古人始终走不出“治”与“乱”的怪圈？

答案就在于古人与这条大河相处的模式之中。

大禹治水，划分九州，从文明的源起，治水的成败便与“天命”紧密相连。治河成功，是王朝受命于天的功绩；大河一怒，则足以动摇国本。朝廷把治河当成天大的事，却也把自己逼进了无法挣脱的宿命里。

在“靠天吃饭”的农耕文明里，面对黄河“善淤、善决、善徙”的特性，人类的力量终究有限。汉代王景治河、明代潘季驯“束水攻沙”，皆是以举国之力，也只能换来一时一地的安宁。新中国成立前的2500余年，黄河决溢1500多次，改道26次。算下来，平均不到两年就发一次大水，是名副其实的“灾难之河”。

而且，随着历史发展，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核心区。人口越来越密，开垦越来越狠，水土流失一发不可收拾，后果就是下游的“地上悬河”越悬越高，每一次决口造成的伤害都是指数级增长。

明清两代是黄河决口最频繁、灾情最惨重的时期。有学者指出，在明朝276年中，黄河有143年决溢，占统治年份的52%。在清朝267年中，有161年黄河决溢，占统治年份的60%，“平地成湖，一望弥漫，千村万落，漂没一空”等悲惨景象的记载比比皆是。这一时期，“地上悬河”的形态已经非常典型，河床高出两岸地面数米甚至十数米，一旦决口，便是滔天之祸。清朝为了维护京杭大运河的漕运生命线，在黄河治理上投入巨大，但依然无法阻止其频繁决溢，形成了“愈治愈决、愈决愈治”的恶性循环。

二

如果说天灾难防，那“以邻为壑”的人祸更甚。深层的矛盾，还是“水”的分配权。

黄河之水本是万物共享的恩泽，但在资源有限的牌桌上，它成了零和博弈的筹码：上游想灌溉，下游要行船；这边想垦荒，那边喊缺水——谁说了算？只能靠朝廷的强权，或者祈祷老天爷风调雨顺，暂时相安无事。战乱年代，还多次发生了交战双方掘开黄河，以水代兵的人间惨剧。

到了近代，国力衰退，国家机器失灵，这种矛盾演变为更严峻的水患。无序的开垦加剧了水土流失，失控的灌溉则频频导致下游断流，黄河一度连奔流入海都无法实现。

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背后是一部血淋淋的“牺牲史”。为了保住漕运或重点城市，“分洪”“决堤”成了摆在桌面上的残酷选项。说白了，就是人为地让一部分地区变成泽国，去换取另一部分地区的平安。

宋代以前，政治经济中心在中原，那就淹河北保河南；宋代以后，政治中心去了北京，经济中心南移，那就淹河南保河北、保漕运。元延祐元年（1314年），朝廷派遣官员考察黄河，官员们上奏称：“黄河善迁徙，惟宜顺下疏泄……事难两全，当遗小就大。”哪怕河南百姓“民饥特甚”，但“奈下流无可疏之处”。翻译过来就是，河南的百姓虽然饿得不行了，但也没办法，只能再苦一苦了。

两岸的百姓，就在这“轮流牺牲”的命运中挣扎。黄河下游的滩区，流传着“三年垫台、三年盖房、三年还账”的说法。每一次洪水，都是一次归零，把几代人的家园和希望冲得一干二净。

总而言之，黄河的灾难史，是天灾、人祸、制度失能共同叠加的一出悲剧，并在明清时期达到了顶峰。

三

所幸的是，历史走到了一个伟大的转折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考察黄河，走遍了黄河上中下游九省区，强调要“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这是党和国家对这片土地和人民许下的庄严承诺。

新中国的治黄史，就是一场对千年难题的系统性总攻。这一次，我们不再问苍天，而是自己动笔书写答卷。让我们沿着九曲黄河，顺流而下，看一看这份答卷是如何写就的。

上游怎么办？两个字：涵养。答案在青海的星宿海，在四川的若尔盖，在甘肃的玛曲。这里是“中华水塔”，生态就是命根子。大规模的退牧还草、湿地修复，护住了水源地，才有了整条大河奔腾不息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