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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足石刻是重庆市大足区境内所有石刻造像的总称，其中北山摩崖造像颇具特色。近年来，大足区积极推动大足石刻中小石窟保护力度，让石刻文物“活”起来。图为游客欣赏精美造像。徐春茂摄（人民视觉）

世界文化遗产甘肃敦煌莫高窟。王斌银摄（人民视觉）

游客游览龙门石窟，感受精美绝伦的石刻艺术，领略世界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张光辉摄（人民视觉）

近日，由国家文物局主办的2025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美国、英国、柬埔寨、新加坡、日本等10余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和中国石窟寺保护专家学者参加论坛，分享石窟寺保护前沿实践与理论成果，共同探索石窟寺保护科学理念和方法路径。

多学科协同

对症施策

中国石窟寺宛如镌刻在崖壁上的史书，承载着千百年来人类的信仰与艺术，见证中华文明的开放与包容。然而，这些瑰宝长期暴露于自然环境中，渗水漏水成为其保护中的突出挑战。

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蒋思维介绍，大足石刻位于四川盆地中部，其所在的重庆市大足区年降水量超1000毫米。降水从地表渗透，经裂隙进入崖壁，再在石窟表面排出。水不仅带来盐析、风化，还造成摩崖造像表层剥落。几十年来，大足石刻的治水探索证明，单一手段往往收效甚微，唯有多学科协作、系统治理，才能真正遏制水害。

在这样的思路下，大足石刻水害治理团队采用了多学科方法。通过精细地质勘察，用地质雷达、高密度电法、钻孔摄像、电磁波CT等多种手段，明确大佛湾渗水补给源、渗流路径、排泄通道，揭示地表径流特征和地下水动态特征的空间关系。水文地质分区和渗流精细水文地质模型的构建，为后续岩体裂隙渗水病害的治理、监测、评估等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

蒋思维说：“多学科协同要在文物领域实现‘1+1＞2’的效果，应用时要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最低限度干预’等原则。同时，保护过程要对症下药，选用合理的技术工艺。比如，将水电工程中的帷幕灌浆技术引入石窟水害治理，我们要筛选与文物本体兼容、耐久、环保的复合灌浆材料，进行扎实的前期试验，还应明确其使用条件。”

经过努力，大足石刻多学科协同水害治理工程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蒋思维说，工程结束后，历经5年的跟踪监测发现，卧佛表面原渗水点不再出水，造像本体盐析现象也明显减轻，治理效果显著。

此次论坛，多学科协同理念被反复提及。日本大阪大学教授谷本亲伯谈到，遗产保护需要有多学科背景的人才，大学应该多为学生提供跨学科的学习和实践机会，探索在石窟寺保护领域形成文理融合的教育机制。“我们可以用技术手段和先进设备得到很多数据，但对数据的理解和阐释依然需要人。所以，我们还要更多交流，让大家可以就保护成果进行充分讨论。”谷本亲伯说。

要找到石窟寺保护的长久治理方案，不仅要多学科协同，还要对症施策。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副院长严绍军介绍了龙门石窟的水害治理经验。他说：“龙门石窟的水害根植于地质条件与构造特征。每一个洞窟都不一样，在治理时要针对性地考虑。”以潜溪寺为例，早期的水害治理曾尝试过加盖混凝土板、洞窟灌浆等方法，后来失效。漏水之谜直到地质学的介入才得以破解。找准病因后，治理方案随之简化，效果显著。

从“事后补救”

到“事前防范”

近年来，“预防性保护”理念逐渐成为石窟寺保护工作的重要方向，它不仅改变了过去“头疼医头”的抢救模式，更推动了石窟寺保护从被动应对向主动守护的转型。

龙门石窟是中国石刻艺术的瑰宝，自北魏至唐代历经数百年的开凿，留下了2000多个窟龛、逾10万尊造像。如何让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在漫长岁月中得以延续，是摆在文物保护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中心副主任马朝龙介绍了相关情况。

“‘预防性保护’概念最早于20世纪30年代在罗马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提出，引入我国后，逐渐进入遗产保护体系。”马朝龙说，龙门石窟主要面临的病害包括结构失稳、水害、风化、积尘和生物侵蚀。其中最典型的便是岩体开裂、松动和渗水引发的次生问题。这些看似自然发生的现象，如果不加以防范，极易造成无法逆转的损害。过去的保护往往以“抢救”为主，例如上世纪70年代对奉先寺大佛进行加固处理，起到了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