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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中旬的一天，刚刚下过雨，皖南的气候格外宜人。我们驾车穿行于山间，放眼望去，满目葱茏，雾气散去的山峦像水洗过一般，格外水灵。远处，溪水沿山势蜿蜒流淌，白墙黛瓦的民居在山林中时隐时现。从泾县县城出发，不到一小时车程，便抵达云岭镇罗里村。

云岭位于青阳、南陵、泾县三县交界处，以山地为主，周边山高林密。这里曾经是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如今已成为红色旅游小镇，每年接待游客达60余万人次。安徽省新四军研究会副秘书长陈加胜今年已60多岁，是云岭罗里村人，原在省城工作，退休后回到罗里居住。

新四军军部进驻云岭后，所属各机关分驻于罗里村周边15公里的13个自然村。军部就驻在罗里村。叶挺军长和项英副军长等人分别住在村里的“种墨园” “大夫第”两户地主庄园。军部旧址前有一个面积颇大的停车场，这里原先都是农田，叶挺军长经常利用休息时间，与夫人、警卫人员在田里种些时鲜瓜果。收获的果实大部分都送往医院慰问伤病人员。人们把这块田亲切地称作“叶挺田”。

军部进驻罗里时，陈加胜的爷爷才20多岁，是护村队队长。护村队的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队员均发新四军军服。他的奶奶是妇抗会主任，父亲是儿童团员。他爷爷经常给军部送菜送粮。叶挺军长每次看到他都会亲切地打招呼，有时还会与他聊几句家常。他爷爷的大妹婿1930年参加红军，随红军长征到延安，新四军成立后，奉命带着电台从延安来到皖南，任军部三科机要室主任。电台就设在他家。1939年农历五月十五，四架日本飞机轰炸罗里。他家因是电台所在地，7间房屋全被炸成了瓦砾大坑。现在陈加胜居住的老屋是后来在原址上重建的。我随他来到简陋的小院。在那面积不大、略显零乱的书房兼卧室里，堆满了各种与新四军相关的书籍和资料。

“我爷爷兄弟5个，全都参加了革命，只有一个活到新中国成立后。”陈加胜说，皖南事变后，他的一个叔爷爷逃回村里，在附近山上组织游击队，坚持战斗一年之久，后不幸被俘，受尽酷刑，但宁死不屈。临刑时，家人在刑场看到他时，他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死后，敌人悬尸示众，不准收尸。直到尸体腐烂后，家人才趁敌人防备松懈，冒险游过青弋江将尸体悄悄运回来。据家中长辈说，下葬时发现他嘴里塞满了针。“难怪临死前他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喊口号。”陈加胜表情沉痛且充满感佩。所谓铮铮铁骨，热血忠魂，他的叔爷爷当之无愧。

新四军的建立进一步充实了抗日力量。成军后的新四军下辖四个支队（相当于旅），经过短暂的整训，便迅速开赴抗日前线。他们深入敌后，不断袭扰日军，极大地牵制了日军的兵力，有效地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南京沦陷后，日军向皖北、皖中大举进犯。1938年5月12日，开赴庐江、巢县一带的第四支队第九团，在巢县蒋家河口伏击日军，全歼日军20余名，缴获枪支11支、日军旗一面。这是新四军建军后东进抗日的第一战。规模虽不大，但有力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极大鼓舞了民众的抗战信心。

繁昌是新四军三支队的活动区域。1939年，在长达一年时间里，日军向繁昌大举进攻，新四军三支队英勇抗击，五战五胜，创造了新四军正面战场作战的典范。据时任三支队第五团二营副营长的马长炎回忆，五次繁昌保卫战都是由主持三支队工作的副司令员谭震林指挥，打得极为艰苦。尤其是第四次保卫战。从11月8日至23日，日军出动2000多兵力先后4次发起反扑，一度攻入繁昌城内，但最终都被击退。在战斗最紧张时刻，谭副司令员亲自来到二营指挥所，站在机枪射手位置观察。马长炎担心他的安全，刚把他拉下来，一发炮弹便落在刚才站立的地方，让人惊出一身冷汗。谭副司令员却像没事似的谈笑风生：“敌人送那么大的蛋，你看多客气。”繁昌保卫战以全胜战绩的铁的事实，回击了对新四军“游而不击”的污蔑，在新四军战史上写下了极为光辉的一页。

中分村位于繁昌县孙村镇东部，这里是三支队司令部驻地，当地百姓中流传着许多关于谭震林的故事。82岁的徐孝旺老先生曾任村小学校长，其母王家凤当年参加妇女抗敌协会，名字就是谭副司令员的爱人田秉秀（后改为葛慧敏）取的。母亲生前一直教导他，新四军是我们的恩人，要永远记住他们。后来在他热心奔走下，筹建了中分村新四军第三支队司令部旧址纪念馆，退休后又义务担任讲解员长达20多年。

纪念馆中有一张谭震林与田秉秀的合影。两人身着军服，背后是一棵大树，谭震林靠在树上，面色沉静，田秉秀站在他身边，英姿飒爽。在村口，徐孝旺指着一棵树说：“这棵树就是当年谭副司令员夫妇合影的地方。”抬眼看去，这是一棵高大的枫杨树，枝繁叶茂，在夏日的阳光下充满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