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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万众一敬礼。
徐 源摄（人民视觉）
图②：万众一（右）与李先念的合影。
受访者供图

“冲冲冲，大家来向前冲，怕什么，飞机炸、大炮轰……”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街道，推开万众一家门时，这位95岁的新四军老战士身着正装，端坐在沙发上，嘴里哼唱着当年抗日儿童团传唱的歌谣。

见到记者时，他忽然挺直微驼的脊背。伴随着歌谣节拍，战火纷飞的抗战岁月仿佛重现老人眼前。

1939年，年仅9岁的万众一加入抗日儿童团，15岁时成为发报员，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承担电报收发工作。

抗日儿童团的工作是什么？

“站岗、放哨、送信，向我军传递情报，还干一些后勤工作”

1930年2月，万众一出生于湖北应城一个贫苦农家。“我小时候，一边读私塾一边放牛。8岁那年，鬼子来村里‘扫荡’，把我家的牛抢走了。”万众一回忆，“父亲去世得早，家里只有母亲和大哥。丢了牛，一家人都哭了。”

1938年，日军占领武汉三镇。目睹日军累累暴行的万众一，心里萌生了参军抗日的念头。但因年纪太小，未能如愿。

1939年，9岁的万众一加入抗日儿童团。“我的工作主要是帮部队打扫当天借住的老百姓的房子，帮炊事员干些烧火、端饭、拿碗筷等零碎活。”万众一说。

日军“扫荡”时，总以为儿童年纪小，易哄骗、好威胁，常常逼问他们“谁是干部”“粮食和枪藏在哪儿”。“但受到爱国主义教育、有组织有纪律的抗日儿童团才不会上敌人的当。”万众一说，“我们有‘五不’规约：不上日军当、不念日军书、不告诉日军一句实话、不替日军干事、不当亡国奴。”

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思想宣传影响下，抗日儿童团广泛团结7至14岁儿童投身抗战，成为抗日群众工作中的一大创新。“利用儿童不易引人注意的优势，我和队员们每天站岗、放哨、送信，向我军传递情报，还干一些后勤工作，比如在医院里帮忙送饭。”万众一说。

讲着讲着，万众一不禁又唱起抗日歌谣：“东洋鬼子的大炮，打进了我们的家。打死了爸爸，又枪杀了我亲爱的妈妈。哭啼有什么用处，参加抗日军，打走了鬼子才是我们儿童的光荣。”

如何成长为一名报务员？

“摸黑翻山、边躲避敌人边学习是家常便饭”

客厅正中央，一张黑白照片格外引人注意。照片中，万众一身着宽大棉军装，脚踝处打着规整的绑腿。“这是我15岁时在宣化店与李先念同志的合影。”摩挲着照片，万众一颤巍巍地说，“我和李先念之间还有一段特殊的回忆。”

1939年，李先念率部在湖北开展游击战，借住在万众一家中。“我的名字‘众一’，取‘万众一心’的意思，就是李先念同志给我改的。”万众一说，母亲听说共产党为穷人办事，穷人家的孩子上学不要钱，又能填饱肚子，便希望李先念带自己走。李先念当即同意。

起初，万众一在军中从事打水、打饭、洗衣服等后勤工作。此后，洪山公学开办，万众一得以入学读书。当时，由于战事频发、局势动荡，学校常年处于“打游击”状态，没有固定的场所和生产基地，师生们不得不经常搬家，行军中只能挖野菜吃。

“因为环境很不安定，半夜到了宿营地，还要轮流放哨。”回忆起那段艰难的求学时光，万众一说，“当时带我离家的指导员吴越送了我一套很珍贵的学习用具——一支自来水笔、一瓶蓝墨水、一个小本子和一个布挂包。”

“敌人的‘扫荡’一天比一天凶残，我们学校几乎没有一天能得安宁。”万众一回忆，不过五六个月时间，洪山公学师生就辗转到过黄冈、黄安、麻城、陂安南、黄陂、礼山、孝感等地。“途中经常会跑掉鞋、脚上磨出水泡，摸黑翻山、边躲避敌人边学习是家常便饭。”万众一说。

1944年8月，万众一被抽调到新四军第五师司令部学习收发电报。从此，他和电报结了大半辈子的缘。

调入报务员训练大队受训后，万众一依然保持着这种“行军式学习”的状态。“我们学员身上除了带自己的衣服外，就是几张毛边纸、一支小铅笔和偶然拾得的一块小木板。休息时，教员便吹起口哨，我们各自坐在自己的小包袱上，将小木板放在膝盖上，就抄起报来。”在这样的环境下，万众一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无线电报务员。

“日子无比艰难，但战士们都咬牙坚持。”万众一说，“报务员虽然不用上阵杀敌，但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电报是传递情报、服务部队作战的重要桥梁，我们感到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