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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新影集团的西山片库。

吴印咸的摄影日记。

以上图片均为电影《穿越烽火》截图

5月7日，中俄合拍纪录片《伟大的胜利——苏联摄影师镜头里的中国抗战》开机，俄方赠送了由俄罗斯国家档案馆珍藏的中国抗战时期珍贵历史影像资料。这则新闻发布后，很多朋友激动地询问我：《延安与八路军》全部找到了吗？

《延安与八路军》开拍于1938年，记录了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的面貌、八路军的战斗生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部人民电影。这部影片曾被送往莫斯科洗印，因为苏联卫国战争的爆发，在战火中失去了踪迹，具体情况至今是谜。透过历次寻找回来的部分素材，以及留在延安的16毫米的电影素材，我们可以看到奔赴延安途中的文艺青年们，亲切的白求恩大夫，鲁迅艺术学院朝气蓬勃的学生们，抗日军政大学里的拼刺练兵场景等。

在中国文艺史上，《延安与八路军》的主创们个个名声响当当：导演袁牧之，摄影吴印咸，准备为它作曲的是冼星海。抗战爆发前，他们已在上海文艺界取得了成就。袁牧之和吴印咸先后拍摄了《风云儿女》《马路天使》等影片，在《风云儿女》中，袁牧之和女演员王人美是《义勇军进行曲》的首唱；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冼星海，受聘于东方百代唱片公司，为电影《壮志凌云》及话剧《复活》《大雷雨》作曲，漂泊的生活终于有了安定的可能。抗战的烽火将他们投入时代的洪流。冼星海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他终于有能力给母亲安稳的生活，但是看着周边人们卷入到抗战当中，他终究还是要加入他们当中去。

他们历经周折，从上海经武汉，先后抵达延安——中国抗战文艺的中心。1938年总计有1万多名青年到达延安，这一情景被《延安与八路军》记录。吴印咸的摄影日记里对此也有清晰的记载，保存在中国电影博物馆。冼星海则在日记中写道：“中国现在是成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向着堕落处下沉，而另一个就是向着光明的有希望的上进。延安就是新中国的发扬地。”

我们今天很难想象，1938年的延安能与电影这一当时颇为时髦的艺术形式产生连接。延安地处西北，那时候条件艰苦，专业人才缺乏。其实早在1934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电影小组就成立了电通电影制作公司，《桃李劫》《风云儿女》都是由电通公司出品，后来电通公司被迫关闭。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为向国内外展示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抗战的决心，党中央决定建立自己的电影机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袁牧之、吴印咸先后来到武汉，接受这一重要任务。荷兰著名摄影师伊文思因无法进入延安，秘密将一台35毫米摄影机赠予即将成立的电影机构。

1938年秋，延安电影团成立。延安电影团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正规的电影和图片摄影机构。同年10月1日，袁牧之和吴印咸带领延安电影团在黄帝陵拍下《延安与八路军》的第一个镜头，彰显中华民族不分党派、不论居地都是炎黄子孙的用意。在国家危亡的时刻，《延安与八路军》要从这里开始，旨在把中国共产党“誓为抗日救亡之先驱”的决心昭告天下，唤起炎黄子孙炽热的爱国情感，动员全国军民奋起抗战。

因为抗战，他们选择了延安，他们也被历史选择，人生为此改变。《延安与八路军》拍摄结束后，当时的《中国电影》杂志发表的文章《袁牧之带着摄影机从敌人后方来》，这样描述袁牧之：“他的脸被风沙和阳光吹得挺黑，嘴角溢着愉快的健康的笑，劳苦艰辛的工作使他对抗战胜利极有自信，更艰苦地从事抗战电影工作。”为拍摄这部电影，袁牧之采访了党和军队的各级领导，八路军战士和老百姓，还走进抗大和鲁艺，听他们上课，看他们排练。经过近两年的拍摄，吴印咸决定留在延安，并且不再领取百元大洋的专家薪酬，同战友一样，拿5元边币。《艰苦创业》《白求恩大夫》《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都是吴印咸作品中的经典，新中国的摄影美学由此奠基。冼星海在延安期间，也写出了著名的《黄河大合唱》。

1940年，鉴于延安条件有限，党中央决定派延安电影团负责人袁牧之和作曲家冼星海赴苏联进行电影后期制作，并考察和学习苏联的电影和音乐制作及管理。不幸的是，他们到苏联后不久，苏联遭遇德国法西斯入侵，电影《延安与八路军》的底片和样片在战乱中散失。冼星海也因战争苦难使身体受损，于1945年不幸在苏联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