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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多边主义是解决世界面临困难挑战的必然选择，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中国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致力于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近期，美方对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伙伴加征所谓“对等关税”，尤其是对中国产品加征的关税不断加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4月9日发布《关于中美经贸关系若干问题的中方立场》白皮书，明确指出美方加征所谓“对等关税”损人害己，同时强调中美可以通过平等对话、互利合作解决经贸分歧。

针对美方的关税霸凌行径，各国纷纷表示震惊和愤慨。在美国国内，也出现了大量反对声音，有人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诉状直指美国政府滥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不仅公然违背美国宪法关于征税权属于国会的原则，更质疑其程序违法、权力越界。

关税霸凌行径，暴露出当今美国政府为一己政治私利，宁愿冒着违反本国宪法和法律的风险，也要肆意践踏国际贸易秩序的真实面目。

与美方截然相反，中国针对美方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关税减让义务和最惠国待遇规则的行径、面对其单边主义的极限施压，坚持平等对话、依法反制，既坚定维护国家主权与发展利益，又为捍卫多边贸易体制作出了表率，彰显了大国担当。

违宪滥权暴露美式治理的结构性危机

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明确规定，国会有权赋课并征收直接税、间接税、关税与国产税。这表明，关税作为一种税收形式，其征收权被明确划归美国国会，而非总统。美国政府在短时间内，以《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为幌子密集签署多项行政令，对中国、墨西哥、加拿大等贸易伙伴加征惩罚性关税。未经国会授权直接加征关税，涉嫌僭越美国宪法赋予国会的专属权力。这种以“国家紧急状态”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的做法，彻底突破了宪法对行政权的约束。

从美国自身实践来看，《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自1977年颁布以来从未被用于征收关税。该法赋予美国总统在国家紧急状态下调查、管制、禁止涉及外国利益的财产交易等权力，但条款中未出现“关税”字样。当年改革《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的立法记录明确指出，紧急权力仅用于应对罕见且特殊的威胁。而美国政府所谓“紧急状态”，不过是长期存在的贸易逆差、制造业空心化等常态经济议题。这种将日常经济矛盾包装成国家紧急状态危机的做法，严重扭曲立法本意，构成对美国自身所标榜的宪法分权原则的粗暴践踏。

从程序正义看，美国《国家紧急状态法》要求，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总统在行使任何紧急权力前应当与国会协商，且在行使这些权力期间应当定期与国会协商。但事实是，此次政府在颁布关税令前未履行法定协商义务，甚至频繁修改关税适用范围，政策反复犹如儿戏。这种“决策即生效”的随意性，不仅造成美国资本市场剧烈震荡，更暴露行政权凌驾于法治之上的制度风险。

践踏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动摇全球经济治理根基

单边关税政策，不仅撕裂美国国内法秩序，更将多边贸易体制推至悬崖边缘。根据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裁决报告，2018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等经济体加征关税的措施被专家组裁定违法。此次借助《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升级关税战，其违法性在三个层面暴露无遗。

违背世界贸易组织最惠国待遇原则。《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一条明确要求成员方应立即无条件地将关税优惠赋予所有缔约方。但美方适用的所谓“对等关税”，是典型的歧视性做法。这种将贸易政策与地缘政治捆绑的操作，违反了最惠国待遇原则，直接冲击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石。

违反其关税约束承诺和关税减让义务。美国关税减让表对其他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工业品承诺的约束性关税平均率为3.4%。美国政府4月10日宣布对中国输美商品征收所谓“对等关税”的税率提高至125%，远超其减让表的承诺。这不仅违反了关税减让义务，更是用“国内法架空国际承诺”的危险事例。

事实上构成滥用安全例外条款。《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允许成员在“基本安全利益”受威胁时采取必要措施，但该条款从未被解释为涵盖普通商品贸易。美国政府将传统上属于普通商品贸易范畴的议题归入“国家安全威胁”。例如，对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时，其理由是“保护国内工业以维持国防能力”，但实际进口的钢铁仅约3%用于国防相关生产。这种将普通商品贸易中美国与他国的经济竞争等同于国家安全的做法，明显超出安全例外条款的立法原意。以“国家安全”之名加征高关税，仅是其行使贸易保护主义的借口。

中国理性反制彰显大国责任担当